尽管被称为“儿女”，但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仅围绕服务内容与报酬展开，即从业者提供约定劳务、委托人支付费用，并不存在父母子女之间的法定权利与义务
“外包儿女”这一新兴陪伴照料模式多为无规范、无资质、无保险，存在隐性纠纷与潜在风险
争取让老人们生活在“市场服务高效专业、社区邻里温暖可及、子女亲情充盈担当”的三维支持体系，是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
文 |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 于雪 刘淏煜
近段时间，一种名为“外包儿女”的服务形式在网络平台出现，相关从业者主要为独居、空巢老人提供日常探望、陪诊看病、聊天遛弯等服务，收费次均300元到2000元不等。
亲情陪伴通过付费“外包”该如何界定这一服务关系？法定义务与市场行为如何划定清晰边界？
老人们在上海市虹口区逸仙虹福养老院公共空间活动（2026年5月27日摄） 王翔摄 / 本刊“外包儿女”有价有界
所谓“外包儿女”是指个人从业者通过网络社交私域平台沟通接单，以“临时子女”身份为空巢、独居老人提供临时陪伴、医疗陪诊、事务代办、矛盾调解等服务的市场化新业态，按服务类别收费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，区别于专业养老照护，核心主打“情感陪伴”。
“外包儿女”看似是个人借助网络平台私下对接的付费服务，实则有明确的法律定性与责任边界。
多位受访专家说，无书面合同不等于无法律关系，短期雇佣不等于服务无责，“外包儿女”这种新服务形式背后有清楚的责任和义务边界。
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常青松表示，依托网络平台存在的“外包儿女”形式，其本质是基于市场交换的拟亲属化短期雇佣关系。“该业态是供需双方通过社交平台达成交易，以付费方式购买情感陪伴与事务照料等服务，往往具备清晰的经济契约。”常青松说。
从法律层面看，即便约定双方没有签订纸质合同，依据民法典，合同订立可采用书面、口头及其他形式，因此通过平台聊天记录、服务约定、上门记录、转账凭证等电子证据，也可认定单次、临时的陪诊或探望服务等，构成事实委托合同关系；而长期、固定的上门照料，服务者受委托方管理、监督形成的稳定劳务供给，则可能被认定为事实劳务关系。
尽管被称为“儿女”，但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仅围绕服务内容与报酬展开，即从业者提供约定劳务、委托人支付费用，并不存在父母子女之间的法定权利与义务。
也就是说，“外包儿女”可以部分替代子女的照护行为，但不能外包赡养义务。
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张玉霞认为，“外包儿女”应以“市场服务归市场，法定义务归法律，权利义务不混淆”为核心原则。若子女长期委托外包服务，自身不履行探望、沟通、情感关怀等责任，仅有付费行为，属于尽到赡养义务中的经济供养义务，未尽到生活照料、精神慰藉的义务。
张玉霞表示，法律保护老人的物质生活，也保护老人晚年的人格尊严与情感需求，这是市场化服务无法替代的。
可能存在潜在风险
厘清“外包儿女”的法律关系和权责边界是规范这一新业态的基础。多位受访专家表示，“外包儿女”这一新兴陪伴照料模式多为无规范、无资质、无保险，存在隐性纠纷与潜在风险，有待厘清风险边界。
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赵庆杰认为，“外包儿女”提供一种精准的、按需购买的功能替代，是“执行”子女想做做不好、没时间做的具体事务。因此，“外包儿女”这种服务形式的出现，更像是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在面对现代社会压力时的“适应性转型或功能重构”，是一种创造性调整，这种“创造性调整”需要服务标准、资质认定、风险兜底等制度保障。
一方面，“外包儿女”尚不属于经认定的新职业，无统一服务规范，也没有清晰的服务事项清单，且大多数从业者未经过专业养老培训，一旦在服务过程中出现老人摔倒、突发疾病、认知障碍等情况，通常无法提供专业有效的帮助。
常青松表示，由于缺乏相应服务标准和规范，容易形成从业者与老人及家属之间的双向信任危机，可加快制定行业规范，对“外包儿女”服务的服务内容、收费标准等进行统一规范，并参照家政服务及养老服务标准等建立资质认证体系，对“外包儿女”从业者进行资质认证，开展职业培训。
另一方面，“儿女”这一称谓本身承载了部分“拟亲属化”的情感属性，易使老人产生过度情感依赖。
专家建议明确服务边界和禁止行为，严禁“外包儿女”相关的服务人员介入老人的财产管理、遗产处置等敏感事项，从源头减少不法分子情感欺诈风险。同时还可引导已有从业资格的养老服务人员，“兼职”为老年人提供情感陪伴，帮助异地子女更好解决燃眉之急。
专家提醒，可探索强制签订标准化服务协议，明确责任边界，也可探索强制购买服务意外险，为双方提供基本保障，并在社交平台上，建立优秀团队“白名单”和失信团队清单“黑名单”，加大社会监督力度。
无奈的代偿
“外包儿女”引发热议，更多是“儿女”二字承载的情感重量——“外包儿女”将情感慰藉、精神陪伴等转化为有偿服务，也许是弥补遗憾中的补偿。
“老来怕空。”常青松说，“外包儿女”能缓解空巢老人的孤独感，但扮演的“亲情”代替不了持久稳定的情感联结，无法填补老人们对亲密代际关系和家庭归属的深层精神需求。
赵庆杰表示，家庭情感缺位，商品化陪伴是不完美但可及的次优解，能避免老人陷入“情感零供给”的情况，但也挑战人际关系中的亲情需求。
有报道显示，部分老人在接受服务时与固定陪护人员相处很好，将他们当做自己的“儿孙”，心理产生依赖，一旦服务终止或从业人员离职，会进一步加剧老人的孤独感和抽离感，对老人造成二次伤害。
赵庆杰建议，未来可通过社区空间改造、志愿服务落地、数字平台赋能等方式，逐步构建邻里温情与社区关怀，让社区成为养老的“柔软缓冲层”，减少老人对市场化情感服务的依赖。
子女可临时借助市场化服务缓解养老焦虑，但不能放弃法定赡养义务，老人可临时接受商业化陪伴缓解孤独，但更需要家人的陪伴。
争取让老人们生活在“市场服务高效专业、社区邻里温暖可及、子女亲情充盈担当”的三维支持体系，是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。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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